魏德士《法理学》译序
“法理在实践与理论中有着重要的、虽然也经历过波折的历史。无论是在中世纪的等级社会的世界与科学秩序中，还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复杂制度中，法理学在过去和现在都肩负着社会、政治与文化有目共睹的重要使命。” 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发展到现在，我们面临着哪一些主要的现实问题？我以为魏德士教授的著作给我们的启迪至少有这样的三个方面：法理学乃至整个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的关系问题，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关系问题，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中的法律事实与法律价值的关系问题。我谨以此短序将原著作者的思想，译者的希望作一个管中之窥。
法理学-理论法学-部门法学
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理论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回答也许是多样的。但我以为，其中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法理学乃至整个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密化，科学领域的扩展与分别，学科的划分也愈来愈细密。在19世纪及其以前，法学家总是与思想家、哲学家，甚至政治学家、教育家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他们是法学家，更是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学家。说到中国的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当然也不例外。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的头衔都可以顺理成章地奉送给他们。到19世纪以前，东西方都还有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产生，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既是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当然也是法学家。甚至还可以给他们中的一些人以教育家、教育思想家的称号。在中国也还有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学者们愈来愈局限于自己狭窄的知识领域，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没有了。通晓某个大学科的学者也愈来愈少。20世纪末21世纪初就出现了这种情形。在整个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但对于法学界的情况却有切身的感受。形如我等更是愈显知识狭窄。
法理学-法学理论-法律实践
魏德士的法理学使我想到了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的结合，也想到了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结合，而且都应当是双向的。这恐怕应当引起法理学学者、部门法学者、法学理论工作者、法律实际工作者的共同注意。
[1] 2 3 4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