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
美国的潘恩着眼于以人权为轴心的法治观。杰弗逊倡导洲权联邦主义模式的法治学说，汉密尔顿则倡导国家联邦主义模式的法治学说......在资产阶级法治学说的指导下，他们开始了资产阶级的法治国家建设。
由古希腊缘起、古罗马发展，并由中世纪传承，乃至到近代经资产阶级更新的法治，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历史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思想观念和理论学说。
2.中国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
中国的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先提出，源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20世纪的20年代，苏联法学家A.马林茨基就提出，“苏维埃共和国是在法律制度条件下进行自己活动的法治国家。” 那时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和法治正在构设之中。在中国，法治国家的提出，却经历了与西方，甚至与苏联都不完全相同的历史过程。
中国古代，并无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学说或法治实践。所有的仅仅是将法作为手段或工具的“以法治国”含义的法治。以法治国的法治并不等于近现代法治的含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所主张的法治，在中国是近代才从西方引入的。梁启超等人就是引入西方法治理念的第一批中国思想家。他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1904年）一文中就多次使用了“今世之法治国”的用语，并认为，“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 他在《管子传》一文中专门论证了管子的法治主义，并说，“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
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法律变革，其目标就是要建立中国的法治或把中国建设成为法治国家。由此推算，法治国家已经是中国的百年梦想，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未了的百年心愿。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华民国时期，也提出并努力探索过中国的法治之路，由于历史的局限使得它根本就无法把法治国家的口号喊响，更不可能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1949年以后，应当明确的法治国家目标并没有得以明确，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明确，人为夸大的阶级斗争就取代了一切法治建设。法治被作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了彻底的批判，人们甚至忌讳谈及法治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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