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香一炷祭吾师
在1997年我与其他教授被选任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之后，更多地了解了他在善待同辈上的亲切，和奖掖后进上的慈爱。每每谈起工作，谈起一些研究会或者我自己个人的疑难问题，他总能举重若轻地谈出他的见解，大有使人豁然开朗的感觉。2003年春组织上要调动我去中央党校工作了。在哈尔滨召开的法理学研究会的换届年会的常务理事会上，我提出要为西南政法大学增加一个常务理事，以便法理学研究会在西南和西南政法大学的开展。他总是如同往常一样，认真地听取我的意见，再提交会议由会议民主决定。这虽然在工作上是非常正当的，但是于我却是解除了一个重大的隐忧————即使我离开了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也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减少了与法理学研究会的联系。想到西南的法理也就自然地对刘老师充满着感激。
刘老师对于西南政法大学一直是那么的关爱，与西南法理学科的每一个老教授都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友谊。卢云教授、黎国智教授、薛伦倬教授、王明三教授，以及比这几位年轻一些的李权教授、吴光辉教授，他们都可以说是刘老师的好友。数十年来，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发展一直得到刘老师的帮助。作为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曾经的学术和学科带头人，不能不因此而给刘老师点燃一炷心香，洒泪以祭。
我的博士学位是向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申请的，刘老师是研究生院法学系的教授，当然也是我的老师，他参加了我的综合考试与论文答辩。他对于学术的见解和对于学生的指导一直都为学生所景仰。
还有一件不能不说的憾事：在2000年的时候，我就受法律出版社所托要编一本《法学家论读书与治学》（暂名）的著作。由于我的出国和工作的繁忙，至今未能完稿。其中还有一篇是刘老师的大作，而且是他是按时最早交来的稿件之一。所惭愧的是，这几年来我都没有能够将这一著作编辑问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的责任是无法推脱的。对于其他作者我可以向他们致以歉意，但于刘老师，我已彻底失去了致歉之可能。这不能不说是天大的遗憾。这都是源于我的懈怠啊。
深深的思念，深深的感激，深深的自责都萦绕在心头，我愿意将它们编织成美丽的心灵花环，敬献在老师的墓前，让她为我的老师祈祷、祝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