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法治来说，首先就是，它自己的文化基础不能依靠自己得以建立。任何法治都需要必要的文化基础，但任何法治都不可能为自己的存在建立一个必要的文化基础。每一个民族都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形成自己的既有文化。这种既有文化具有保守的、不容易改变的性质。众多的民族文化中，有的文化适宜法治的生成与发展，有的则不适合法治的生成与发展。对于没有法治文化基础的民族，他们要建设法治就必须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必要的变革，使之适合法治的生成与发展，而这个变革与发展，法治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这恐怕是法治的一个极大的无奈。

其次，法治的启动得依赖优秀的人物——社会精英的卓越贡献，而无可奈何地在人治的基础上开始启动。也就是说法治的无奈在于法治无法自行启动，并且必须借助于它所反对的人治。任何民族的法治都是在一定程度人治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说古希腊已经产生了关于法治的思想和理论，那么这些思想和理论也是面对人治弊病，对人治予以批判的成果。如果说，古罗马存在关于法治的某种社会实践，那么它的启动也离不开古罗马优秀人物的重要作用。至于资产阶级的法治，如果没有那些优秀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其产生和发展是无法想象。当法治启动的这种人治基础不具备时，法治就无可索求。法治启动的这种尴尬，显然也是法治的无奈。

第三，法治不会是完美无缺的。法治只是相对于人治、德治、礼治有它成功和优越的地方，但并不绝然是最好的或完美无缺的。追求完美，是人生与社会的理想。然而人们总是看到，完美的法治只能是期望而非现实。这就为法治被人所诟病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如果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否定人治、弘扬法治时，人们弃人治而求完美的心理就无法获得满足。面对不完美的法治，甚至还会引发轻率者对于法治的责难与敌视。这岂不是法治无奈之又一无奈。

第四，法治无法取代道德、纪律等其他社会规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也只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法律既不是全部社会规范，也不能代替其他社会规范。就道德来说，它是一个社会基本的规则，它不仅关乎人的行为，而且连接人的内心。法治要想离开道德而独自存在，都只是一种空想。就纪律来说，它是一定组织内部的规则。只要它不违反法律，得到一定组织形式的认可，就具有自己的效力，并在一定的组织内发挥作用。在一定组织内部最经常发挥作用的常常不是法律，而是纪律。法治不仅不排斥道德与纪律，而且还是以道德与纪律的存在与作用的发挥作为社会基础的。法治如果超出自己的范围而要将其他社会规范所取代，那就只能是空想，就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检察日报》20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