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到来了，忽然想到前年春节前的一段趣话。从 1998年9月到1999年7月我客居京华。99年春节前正值社科院研究生院放寒假，我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个朋友辞行。他问“你何时归来？”我打趣地说，“在那桃花盛开的时节。”他说，“北京的桃花可是四月份才开呀。”我说，“不是三月份吗？”他问：“根据何在？”我说“唐朝诗人曾说过，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四月份就是迟开的桃花了。”他说：“你错了，北京的桃花盛开的时节只能是四月，而我老家吉林，当是更晚了。”我自我解嘲地说：“天地同沐三月风，南北桃花竟不同。”朋友也没有再调侃我了，幸免于继续尴尬。
搁下电话，天啦，我的一段话竟然犯了那么多错误。“三月桃花水”大概仅是针对南方而言。“人间四月芳菲尽”的感慨大抵也不在北方。其间的三月、四月，恐怕还不是从西洋引进的公历，而是中国的夏历。“三月”有的地方刮的是春风，有的地方刮的也许还是“冬风”。我们经常毫无疑问地给学生讲述“包括地理环境和气候状况等在内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影响甚至决定着法”，而于此，我却忘记了自己在课堂上所津津乐道的东西，犯了一连串的错误。竟然忽略了南北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状况也决定了南北桃花盛开的不同时节。
近来做“法治国家”的专题研究，其中自然就涉及到了法治、法治国家何时能够建立的问题，我苦思冥想地企图开列一个最为具体的时间表。猛然想到，一国的法治的实现，包括法治国家的建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不同的国家，追求的是相同的法治目标，但由于其国情的不同，要得以实现，则有着不同的时间要求，会经历不同的时间过程。有人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法治化必须，而且只能立足于自己的本土资源，其实现的情形会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国家。我却在想，中国或者西方的法治化，不也都是法治化吗？既然都是法治化，那为什么又会完全不同的，既然完全不同又怎能说都是法治化呢？有人说，中国法治必须走西方的法治化道路，我却在想，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传统，其法治化的道路显然是不同的。不同国家法治发展的速度、完成的早晚也会不完全相同。一个走向法治的国家，不是要在别人的身后亦步亦趋，而是要去寻找适合于自己的道路，达成别的国家经历别的路径所达到的法治目的。看来，世界的法治之花都是同样的绚烂，但法治之花盛开的时节却是不同的，需要的时间和条件也是不同，我们必须关注法治之花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状况等，重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传统，以及其他相关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这样，法治之花才会在不同的国度，在万事具备的条件下，按照自己的规律尽情绽放。我们所作的不过是，努力地营造法治得以实现的条件或者环境，努力推进法治而已 。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的法治环境与条件的日益具备，中国的法治之花就会象灿烂的鲜花一样，在春天时节，在春风里露出美丽的笑脸，法治也就在中国得到了实现。
(《检察日报》200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