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发表了《法律事实不是客观事实》的文章，有的学者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由于这一认识直接关系到诉讼的一大堆理论和实践问题，甚至关系着法治的实现与否。为了使讨论的问题和本人的观点更加明晰，在这里，我想讲两个并不太典型的案例，或许能给我们更清楚的启示。

某个漆黑的夜晚，一个小偷在单位的家属宿舍区行窃时，被人发现，宿舍区的住户纷纷持棍棒追击。黑暗中，众人见到小偷，就一拥而上，棍棒相加。不知是谁照着小偷的头顶就是一棒，小偷应声倒地。接着又是一阵棍棒。一居民见小偷无动静，立即喊住手。众人停手，小偷已经一命呜呼。小偷偷盗的确可恶，但也罪不及死。这下，小偷被人打死了。公安机关立即来到现场，无法确认谁是杀人凶手；将所有嫌疑人找来，也无济于事。法医鉴定结论为，小偷正是因头上所受一击而毙命的。经过数月侦查，直至最后超过了侦查时限，公安机关依然也未能找到那关键性地击打小偷头部一下的人，也未能找到真正的罪犯。司法机关既不能确定谁是杀人罪犯，当然也就无法判处任何人的故意杀人之罪。司法机关找不到杀人者——这就是法律事实；然而客观上小偷的确是被某人击打头部一下而致死——这就是客观事实。我不知道：司法机关何以去查明这已经查不明，也没有查明的客观事实，找到“某人”？司法机关要判决，究竟是按照这里的“客观事实”判决，或是按照“法律事实”来判决？没有得到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根本就不客观，任意给一个嫌疑人定上杀人罪，岂不是在制造冤案错案？

一段时间前，一法官咨询我：有一民事诉讼的原告是一私营企业主。他诉称，在1999年5月5日上午10时左右，他交付给外地来的某人（现被告）6万元整的货款。被告声称回去后，立即开出正式发票寄过来。原告考虑到双方都十分熟悉，而且业务往来多年，关系甚好，也就没有让被告写下收条。被告收款后立即到附近的银行存了起来，带走的是存折。在庭审中原告提交了律师收集的银行关于被告存款的证明材料（这种证明材料，银行是否应当提供是另外一个问题）。被告却辩称：原告所称时间，他的确去了原告单位收货款，但原告说暂时无钱，也就离开了。至于他在银行的存款，是其单位安排另有用途的资金，由于临时取消了一个商业安排，携带在身又不安全，就只好把钱存到银行里去了。法官告诉我，他私下里认为原告肯定是付了款的，但是苦于没有证据，简直不知道如何判决。我说，只能按照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判决。原告无法就其已经付款的主张举证，结果只能是驳回起诉。不久，这一法官告诉我，他们经过了反复研究，最后，还是如同我所预料那样地判决了，驳回起诉。在本案中，原告所诉的案件情况可能是客观事实，但是他没有证据证明它，结果原告败诉了。那么，法官或法院是根据什么判决的呢？也是事实。显然不是那种无法证明的客观事实，而是案件审理中所查明的法律事实。

听完两个案例，不论您是检察官，还是法官、警察，还是法律专家学者，乃至一般的社会民众，您都会有您自己的判断。然而法律和法学的理性，乃至一般的人类理性都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我们也只能按照法律事实来处理案件，如果执意要去追寻那种最“客观”又无法达到“客观”的“事实”，并以此来处理案件，就难免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而且也为真正的法治所不允许。

（发表时题目为《“两件疑案”断想》2001年1月23日《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