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2005的记忆
从法治的视角来看，2005，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度。多少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在这一年发生、传扬，其中多少令人扼腕的悲剧在这里上演，多少令人忧伤的现实在这里沉淀，多少令人欣慰的结局在这里产生，多少令人振奋的生机在这里闪现，并由此引发了无数次的论争：
作为京畿重地的北京，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问题曾经被作为全国许多城市效法的榜样。2005年，北京对于禁放令的重新审思，又引发了全社会新一轮思考。历史似乎在这里重复，但是这些论争中的复归，本身已经包含着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其中的思考与责难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我国社会逐步生成的理性与成熟。
受贿一直被作为腐败现象受到社会普遍的批评，甚至被作为犯罪而予以严厉的制裁，然而江西的县委书记余斌受贿扶贫的“恶行”与“善举”却引发了重大的争论，也引起了全社会更为深刻的反思。是受贿无罪还是善行可嘉，在这里展开的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搏击，更是现实制度与伦理判断的对垒。
召开公捕公判大会，将人犯或者犯人游街示众，可以说是中国司法习惯的历史延续。在十多二十年前，曾经是人人尽知的社会现象。然而这一现象，在近十多年来几乎绝迹了，中国已经开始的现代化和法治化历程，逐步地淘汰着陈腐的陋习。河南漯河发生的召开公捕大会并将犯罪嫌疑人游街的事件，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或是历史积弊的死灰复燃，值得我们全社会深深地思考。
人权是国内的，人权也是国际的。当一国公民在别国旅游、经商、探亲等，他或者她的人权何以保障，这是每个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应当予以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公民赵燕在美国的旅行中，遭遇了警察的人权侵害。对此事件如何处理，对于美国和中国都是一次检验。理性地依法处理国际之间的人权问题已经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现实课题。赵燕案件所带来的将是我们严肃的思考。
一个时期以来贪官外逃成为中国社会重大的社会疾患。数千名贪官因成功外逃而逍遥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之外，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中国如何因应贪官外逃的严重局面，如何防范贪官外逃和处置贪官外逃问题，是对中国反腐能力的检验，也是中国展开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难题。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被移送回国，并在2005年上半年接受了国内司法机关的审判，使原本就引人注目的问题更加为人们所关注。
随着中国法治的发展，尤其是公共决策的法治化发展，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被提上日程。圆明园防渗工程风波，在2005年发生了，并产生了阵阵涟漪。其所带来许多争端了犹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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