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重而昂扬：公民权利与法治发展
我们知道我们的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78年宪法都有关于罢工自由的规定，但是很遗憾的是，罢工自由被现行1982年宪法删除了。当时的解释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用停止生产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既不符合全体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也会直接影响和危害罢工者的利益。反对官僚主义可以使用其它方法，如批评、建议、检举和控告等，还可以通过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以及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来解决。在现代化生产中，停工停产会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在我国，取消罢工自由，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是不应有的失误。试想想，作为一个工人，你不想失去工作，但你又要对雇主的某些规章制度或行为表达抗议。在口头交涉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怎么办？罢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它是在不失去工作的前提下，雇佣工人对于雇主的最激烈的抗议形式。如果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我们还不赋予工人罢工自由的权利，我们怎么向世界解释我们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我们必须尽快予以恢复，以确保工人的合法权益。
三、公民权利的制约因素
（一）民主建设的不足是制约公民权利的政治原因
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只能在县区一级进行直接选举，而没有进一步扩大？
为什么那么多的村官在海选中产生了，又在海选后被乡镇领导非法撤换了？为什么类似村官的直选只能局限于村官，而未能向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区县政府官员、市省级官员发展？这些都表明，我们的民主发展还是不足的。
村民选举中暴露的民主问题特别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2002年7月1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距离北京160公里的河北唐山市丰润县大令公庄的100多名村民，在1994年的村委会选举中因没有把选票投给上级指定的候选人，事后有数十人被县政法机关个别人和村干部打伤、打残，多人遭非法拘禁。从那时到现在7年来，村民卖房子、卖牲口、卖粮食来上访申冤。省市县的调查组、工作组在耗费了令人咂舌的开销之后，村民得到的是这样的“彻底解决”：当年打人的治保主任，在县里派出的“稳定工作队”的工作之下，“合法”地成为了村里的新任党支部书记；而7 年来卖房子、牲口、粮食的村民们为告状已经花费了18万元，而讨个说法的简单要求还是没有指望。这是因为什么？显然不能归结为个别人的违法乱纪，我们必须到我们的民主建设这个根本问题上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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