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获得博士学位是我多年的梦想。我于1980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学习，1984年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1984至1987年间，我在西南政法大学法理教研室留校任教三年，1987年考取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计划内全脱产学习了三年，导师是已故的著名法理学家卢云教授。1990年获得法学理论硕士学位，再度留校任教。1991年晋升讲师，1993年晋升副教授，1995年晋升教授，终日忙碌于教学和科研工作。1996年夏应邀赴沈阳参加由辽宁大学承办的在沈阳仙人岛举行的“20世纪的中国法制变革”学术讨论会，会间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律系主任的韩延龙教授和李步云教授谈及申请博士学位之事，韩老师和李老师欣然表示愿助一臂之力。我于1997年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提出了博士学位申请，经研究生院转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审批，1998年1月8日，国务院学位办以“学位办便字980101号”批复，同意我和其他同志共8人“按在职人员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 与韩延龙教授商量，并征得李步云教授的同意，经组织批准，正式确定我的指导老师为李步云教授和韩延龙教授。为了完成博士学位课程的学习和考试，根据有关规定，我于1998年9月至1999年7月进入研究生院学习了一学年。一年间，我完成了全部的课程学习和考试，并集中进行了论文准备。2000年1月进行了论文答辩，2000年6月再经国务院学位办和研究生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授予了我法学理论博士学位。整个博士学位的申请与获得过程都得到了两位导师的热情帮助，尤其是他们对我博士论文的指导，对我学术与人生的关爱，令我获益殊多，并令我终生感动。 谈及我博士学位的申请和攻读，特别不可忘怀的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卢云教授。他也是我的两位博士学位导师的朋友。我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申请博士学位的事一直得到他的关怀。他甚至一字一句地修改我的个人简介。我现在仍然保存着他修改的那份文稿。我每一次看到它，心中就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并引起我深深的怀念。要是卢老师知道我获得博士学位的消息，他该有多么高兴啊。遗憾的是他在我关于博士学位的申请尚未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1997年6月就离开了人世。这也一直是我心灵的隐痛。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博士论文作出后，两位导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依照规定，论文由研究生院法律系送给了13位评阅人评阅。许多评阅人的严谨与认真都一直令我感动。从他们字斟句酌的评语中，看到了他们的学术品格与学术人格。他们对于拙著进行了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法学与超越法学的全面审视。其中有充分的肯定，有过高的褒奖，也有误解，更有实实在在的批评。严厉到一个病句一个标点都不放过的程度。其中的褒奖令我脸红，其中的批评更令我耳热。我以十分虔诚的心理认真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其中有的意见十分中肯而非常有见地，也有的见解，我至今还没有能够真切理解。但这丝毫无损于我对这些前辈与学长的尊重与感激。借此论文出版之机，谨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评阅结论作出后，由研究生院和法律系组织了论文答辩。参加论文答辩的都是中国法学界的知名学者。他们或者年逾古稀，为法学界的耆宿，或者风华正茂，为法学界的新秀。他们围绕论文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让我解答。也提出对于我的博士论文不能以一般博士论文标准来要求，而应以一个所谓的什么样学者的著作的标准来要求等看法。我总是克尽努力地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并未能赢得所有答辩委员的满意。答辩的结果是5/7的赞成，1/7的弃权和1/7的反对。刚好符合法定通过标准被通过。研究生院学位办将我的考试情况和论文答辩情况报国务院学位办审批后，提交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最终决定授予我博士学位，并于2000年6月30日颁发给了我法学理论博士学位证书。我深深的感谢答辩委员们的严谨与认真，他们凭着自己对于学术的理解来肯定或否定我的著作，完全足以令我感动和感激。 答辩的实际过程和通过票数都表明，答辩委员们对我著作的评价，是有分歧的。甚至对于同一问题，答辩委员们也有不同的认识。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些争议的存在，本书才有了出版的必要。学术真知的获得也许是一个轻松的过程，也许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到现在我也还未能完全理解答辩委员们所提出的每一个批评。这也是本书被我决定交付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使有关问题有一个真实的载体，论文出版时我没有作任何实质意义的修改，甚至连原来的《后记》也基本保留了原貌。之所以要出版这一著作，目的在于四者，一是为自己的博士学位留一个真实的纪念，二是再给导师交上一份郑重的作业，三是为自己进一步的反思和进取做一个里程性的标记，四是在更广泛的空间上给学术界提供一个可资批评的文本。最终不过是想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哪怕是一点些微的贡献为法的价值论研究，为法学理论的发展作一些最基本、最基础的工作。 我所想并非我所能，但我愿意为自己的理想而孜孜以求。
卓泽渊
2001年5月于重庆歌乐山下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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